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成长

梅亮 | 文   2018-10-01 10:05:21

Zahra教授对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演进给出了非常开阔的建议:中国除了应该加大自主实践和品牌,还可以像日本那样把自身的技术创新嵌入欧美国家创新产品和体系之中,以及像德国那样有效平衡本土市场的投资与国际市场的技术扩散。

Shaker A. Zahra著名管理学家,主要研究领域横跨战略管理和创业学,及管理学的诸多领域和专题。荣膺美国管理学会会士(F e llo w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战略管理与创业系终身讲席教授,创业中心学术主任。研究历程

梅亮:Zahra教授您好!您在全球创新管理与战略管理研究领域是富有声望的知名学者,我们熟知您的研究成果。首先我想请问您是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研究所聚焦的主题,以及您所研究的相关问题的演进关系。昨天您在清华的报告主题聚焦全球创业与创新生态系统,能否请您对您的研究背景做一个介绍?

谢克·匝若:我的研究是不断发展的。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公司治理体系及其对创新的影响。之后我开始关注公司创业,并思考公司,尤其是产业中的大型在位企业,如何通过在公司的运营中引入并实施创新创业,以更新迭代自身,从而实现竞争优势的持续提升。我想这一块是我所有研究主题中产出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之后,我开始在组织研究中联结技术、战略、创新、创业,并开始讨论新技术如何影响创业活动,以及在位公司,尤其是国际化的公司如何有效实现创业过程的资本化。因此我对技术型企业做了大量的研究,讨论技术型企业如何实现国际化,以及由国际化而引发的创业过程是如何涌现和发展演进的等等。

这之后我开始关注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结果,以及企业国际化的持续优化进程中的知识创造活动。这些知识创造活动聚焦于多样知识的创造,以使得公司能够有效利用这些知识拓展新业务、开发新产品、设计新商业模式等等。

在这之后的一些写作中,我试图从一个重要的角度予以思考:企业如何学习、如何更新并优化它们的知识基础,如何通过自身的运营实现知识的资本化,什么样的组织知识来源于它们的创业活动等等。由此,在全球化情境下考虑将创业视为一种“知识活动”,成为我当时研究工作的核心观点,其也为我赢得了2014年全球创业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最大、受认可度最高的卓越研究奖项。

这以后,我开始讨论公司如何联结自身的知识基础与所嵌入的全球生态系统。这一研究聚焦于跨国公司以及逐步兴起的跨国合作与跨国业务协同,同时还包括跨国公司如何在他们已有的组织系统中注入新知识,以及这些新知识如何转化为不同的创新创业活动,并实现新创业务与行业在位企业和新创公司的联结等等。我想强调一点,我做了一个研究上的重要决定,也即重点关注新兴企业如何与成熟的行业在位者开展协同,为何新兴企业能够创造成熟行业在位者无法复制的多样化知识,以及这种多样化知识如何重塑行业竞争的动态性等等。因此我研究了生物技术、软件、通讯、制药等许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其都存在新兴企业与成熟行业在位者的合作与协同。最终这一些研究在理论层面转化为生态系统中企业专业化属性的讨论。

我发现这一研究议题是非常有趣的,我注意到您对大卫·梯斯教授做过一个专访,我的这一块研究是与梯斯教授关联的,因为探讨公司使用知识意味着可以创造新业务,但是公司应该怎么做呢?我由此开始讨论能力的问题,并在之后的一些论文中讨论吸收能力、转换能力等组织能力。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企业如何保持这些能力的有效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开始研究组织能力如何向动态能力进行转化。梯斯教授也对创业过程有研究,但更多是聚焦过程的微观视角,讨论企业的转型与变革,比如知识的转化、运营过程的提升、以及新能力的创造与旧能力的再造与迭代等。

梅亮:您提到技术型企业及其国际化的议题,是否有特定的产业聚焦?

谢克·匝若:我事实上对通讯产业有15年的跟踪,也关注德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医药产业,也关注生物技术产业。此外,我还关注美国的电子消费品产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产业,不仅拥有许许多多的产品,还拥有许多技术密集型的国际化公司。在这一领域美国公司与许多日本、韩国和中国公司是紧密联系的,这给了研究企业能力的动态变革与演化提供了丰富的情境条件。在电子消费品产业之外,我还聚焦美国医药产业的研究,这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我教学中我能接触到许多医药产业经理人,这提供了调研的便利,这些一手的调研数据是二手资料中无法得到的,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以上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产业,我也从这些产业的研究中学习了很多。针对中国,事实上在1997-1999年间我有到过广州,第一次调研一天,后来第二次开展了三周半的调研,当时有机会在广州的跨国公司调研。我还关注过瑞典企业、法国企业等等。所有这些企业调研都会关注什么样的技术是企业希望拥有的,以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希望达到的商业目标等。最早关注于技术的开发,后期就着重关注如中国市场等市场环境了。了解这些产业和企业的变革和演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借鉴日企在全球格局中的技术创新之路

梅亮:您提到全球生态系统。您在美国、德国、日本、中国等国都具备多样化的企业研究经验,结合您的经验,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呢?

谢克·匝若:是的,我接触到大量的中国企业数据。这使我意识到中国企业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他们的技术能力在不断加强。我想这是我今天到访清华的重要原因,我不仅仅是在了解观察中国企业,我同时在学习中国企业,并与中国企业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使我能够通过研究中国企业的创新、技术、创业的演化深入思考中国经济。事实上,在我职业生涯早期,我关注的是技术型企业为主的集群。这以后我紧密的跟踪中国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我发现每一次来中国,这个国家的面貌都是崭新的,变化很快,企业商业运作的模式也不断变化,尽管背后的文化是不变的。

梅亮:事实上从国际化的视角,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追赶的阶段。当中国本土公司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态系统的时候,其实会遇到很多问题的。比如许多中国企业在国际化时需要应对不同的制度体系,而且许多中国企业本身的技术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问题?

谢克·匝若:是的,我承认没有绝对的公平,你能看到许多巴西的企业、土耳其的企业、印度的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相似的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并在这个利基市场中打造专业性。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也有相似的困境,缘于他们的价值链、供应链,同时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也比较落后,需要重塑与更新。因此,由于跨国公司拥有不同哲学思考、不同的行为方式,其在进入海外市场时往往遇到许多困难。日本企业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聪明的,他们采用许多不同的技术创新延伸现有的分销渠道,同时利用不同的技术创新改变公司的竞争方式。这些技术变革中的许多产品而今在全球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iPhon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日本人实现了手机技术的小型化(iPhone中有很多技术领先的日本零部件供应商)。现在iPhone的一切都是小型化和微型化了,这是日本企业的功劳。在这个案例中事实上日本企业并没有直接与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相反,日本企业决定整合产业并创造不同的竞争模式,这里就是实现欧美主导的iPhone的小型化微型化。中国企业深谙日本企业成功的经验,并不断调整着中国企业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现在做得已经非常好了。你去美国的超市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说成功的企业需要明确的价值链定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我们怎么看待价值链的各个方面,比如来自政治因素、制度因素对价值链的影响等。比如美国,其之前对韩国、日本等国的态度是一样的(美国希望占据价值链高端的部分)。

借鉴德企的本土和全球市场平衡之路

梅亮:如您所言,中国是一个高人口基数的大国,这使得本土大市场成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先天优势条件,您怎么看中国的本土市场对企业的影响?

谢克·匝若:是的。庞大的本土市场是中国企业的重要竞争优势来源。但是我们要注意事实上美国历史上也有大规模的本土市场,他们由此大规模、高强度地投资技术、以及重大工程项目,以实现创新对本土市场的价值输出。这个战略可以同样被中国借鉴。从上世纪90年代,我来中国已经好多次了。对比当初,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好多了,技术先进多了,学生与技术工作者的能力水平高了许多。我认为现在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企业需要满足地方市场的需求,同时提升自己的国际化水平。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庞大的中国本土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要注意一点,有些时候过分强调本土市场可能会使公司忽视国际化,减弱国际化运作的动机。德国公司在这一点上是值得借鉴的,它们有效的平衡了本土市场的投资和国际市场的技术扩散。

中国应更多投入自主创新和共同研发

梅亮:您了解中国事实上有效的利用本土的大市场去开展国际化活动,比如我们熟知的“市场换技术”。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开放创新战略,因为事实上市场换技术可能会取得成功(开放市场后得到核心技术),也可能面临挑战(开放市场后无法获得核心技术)?

谢克·匝若:市场换技术是高度专业化的,其意味着为特定的技术创造机会。我认为中国企业需要与外国伙伴共同发明、共同生产、共同创新,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释放本土市场与国际市场。但问题在于在全球市场中,中国企业如果长期作为模仿者、市场跟随者的形象予以竞争,会对国际信誉有影响,致使外国伙伴很难真正信任并开放技术。跟随者战略的确是有许多优势的,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你可以引领技术,一些时候你失败了,但失败本身就是市场的一部分。市场逻辑是无法保证企业每次获得成功的,正如许多制药企业花费了大量的资金投入研发,进一步加大投入实现研发向产品的转化,但他们仅仅能够从少量的产品中实现商业价值回报。所以说面对国际市场,有许许多多的不完美与不完备因素,包括制度、文化、经济等方面,企业是无法在一开始预知创新的结果的。但是重点在于如果你不对自主的技术和品牌予以投入,你是无法在市场上获得信誉的。你可以使用其他技术来辅助推进你的演化和追赶,但是企业需要在某些时候对自主的技术和品牌予以投入。这好比我跟许多的博士生一起工作,你也可以同时找到许多的合作者,但是你在一些时候需要成为研究的领导者,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需要学者有独立研究的能力。这一比喻在企业、产业和国家层面也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自主的实践,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受尊敬的技术强国,当然这和时间也有关系。如果你观察全球统计数据,比如专利或者研发投入或者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等等,我们能看到中国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色,且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我们需要意识到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中国过去的情况,可能美国和欧洲并未意识到中国已经跨越了完全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阶段。我看到了这个问题,中国正在涌现许许多多自主的思想和发现。政治家们对此会有自己的解读,他们对现有的技术政策不会完全的了解,但他们能够通过市场体系的保护来实现自主技术的发展。政治家们事实上往往尝试管理和培育动态的市场体系。如果你真心希望由市场告诉你谁是成功者谁是失败者,你需要做深入考虑。我知道中国经验是不同的,且难于被我这样的外国学者所理解,因为我也不是政治家或者技术政策专家。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到的是,比如新加坡、韩国,国家体系有时需要专家进行解读。在美国也是,决策往往都是来源于个人的重大发现和企业的重要洞见。

传统企业应加大人才引入和新知识导入

梅亮: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从全球创新体系或者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大多数中国传统的产业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低价值端。您觉得这些传统产业企业如何有效实现自身的转型并使自己更好的处于价值链的高附加值位置呢,而不仅仅是通过中国制造的方式?

谢克·匝若:我很希望自己能了解答案,这个很难。但是我们可以找到的线索是,是否能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得到借鉴,其中的核心在于新知识的导入和传播,以及高级人才的引入。这些人才不需要完全是本土市场的,因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和规模化运作已经使得人才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国际化。许多企业高端人才目前都来自顶尖的大学,他们非常有优势。企业如何才能为这些人才提供通道呢?因为这些人喜欢住在国外,但是同时能够创造新知识以帮助企业的成长与发展。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第一点。

第二点涉及质量导向目标的变化。企业聚焦于市场进入是对的,但问题是企业应当处于市场的什么位置?你不能够成为低端市场的成员,因为像柬埔寨、越南这些国家都已经占据了低端市场的位置并在不断追赶。在这些市场位置,低价低成本往往是最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美国教授开始发现越南的优势。这些国家的产品大概像中国15年、20年前的产品一样便宜,这符合价格的演化规律。企业处在知识密集型产品涉及的规模和边际效益的平衡之中。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因此,欧洲的产业已经开始面向未来的演进做一些转移了,并重点聚焦对未来的产业进行前瞻性的投资和布局。你了解一些欧洲的企业,它们现在比如越来越多谈论和思考人工智能等面向未来的发展。那么对中国企业,同样对美国企业,他们应该怎么思考呢?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产品必须符合市场与客户的响应。我们可以对可能成功的新产品进行前瞻性的分析,比如我提到的人工智能是需要中国政府和企业高度关注的。我们需要思考未来十到十五年市场会成为什么样,以及那时我们如何实现自身的差异化。我们不应当去重复历史,我们必须拥有控制权,并同时保持经验与知识的开放共享,这是很难平衡的事,充满挑战。

梅亮:您回溯了比如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以及最近的大数据、数字化等热点,您如何看待新兴技术对全球创新系统的影响?

谢克·匝若: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新兴技术是有自身体系的,如果新兴技术要对产业产生颠覆,它需要符合竞争的规则。更重要的,新兴技术正在颠覆已有的系统。如人工智能的竞争,对许多传统产业与模式进行了颠覆,比如人工智能对教育体系的颠覆、对医疗体系的颠覆、对传统产业和工厂的颠覆等等。我认为颠覆会以各种方式呈现,新兴技术也会由此改变价值链、改变全球供应链。我认为未来,拥有专业化技能的劳动者将变得更有价值和竞争力,知识工作者尤为重要。我认为知识工作者会变成一个知识智能体,引导变革、创造、探索的知识智能体。

全球合作中应注重互惠互利

TBR:您有深刻的全球化洞见。您觉得全球化情境下中国应当如何开展与更多国家的跨国合作呢?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全球系统,您提到对这个系统的创新治理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大问题。比如目前中美的贸易争端,部分也源于创新治理问题。全球体系的创新治理变得越来越关键。从您的角度,中国应当如何提升自身的创新体系并更好地将自身的创新体系整合到全球体系的框架之内呢?

谢克·匝若:好!你知道过去美国是许多产业的全球技术绝对领先者。所以对于欧洲、拉丁美洲、中国等来说,他们很自然的对美国产生依赖。因此很多的公司、国家事实上都是以美国的创新为标准的。这个是好理解的。但是我认为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有一点不同。我觉得两方面的不同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一,中国在技术层面正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这一定程度上会对许多跨国公司在技术层面的利益有挑战,他们不再能够安稳地做技术领先者了。第二,我听到一种观点,就是说中国希望加大出口,这会引发与国外企业在同质出口业务领域的竞争。当中国企业引入投资者的时候,中国企业事实上希望收获的不仅仅包括投资,还希望获得知识。在此基础上,中国企业把知识转化为本土市场的竞争力,以及海外出口。这对于美国企业是有挑战的。由此,大量的跨国企业参与的联盟出现了,其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市场的开放等。我不清楚中国市场的开放是否容易,但是在美国,美国市场开放事实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美国人其实需要做出抉择,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在市场中,输出大量的产品,中国企业在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在于美国人本身对相关产品的消费数量远远大于本土企业生产制造的数量。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美国和中国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此,美国人需要对此做思考。产业层面更多的人持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企业产品大规模的国际输出与国际出口,给美国本土的产业带来挑战了。但是事实上美国公司也大量外包业务到中国。因此我认为关键点在于更好地建立合作与开放创新体系。我认为欧洲同样会对中国企业大量兼并收购欧洲的科技型公司感到害怕,这些被收购的公司很多甚至有军用的价值,比如石油公司等等。因为对中国来说,与伊朗、拉丁美洲国家等其他国家都是可以进行合作的。你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很多美国之外的公司都被收购了,这个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担忧。但我认为不同的战略动向是可以减轻这种担忧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一些企业国际化的事实在许多年前同样适用于韩国、日本等的发展经验,这不是全新的。因为当这些新兴国家逐步崛起的时候,美国曾经是国际领导者。现在轮到中国崛起了,美国人会问,中国崛起将会带来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认识到开放与合作,共同的、互利互惠的项目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正在快速的发展与崛起。这不是简单的快速发展,而是中国正在快速的变强大。这可能会引发些许争端,但是我要强调的核心是,当我们考虑商业转型之时,我们需要关注联盟、开放市场等。美国市场并非完全开放的,许多产品事实上是受到严格管控的。当然现在美国开始考虑关税的问题,比如钢铁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钢铁产业在1980年代处于濒危直到韩国实现了钢铁产业的大量技术突破并输出了许多创新,现在中国开始大量消费钢铁。许多支持特朗普的美国钢铁公司不喜欢美国的钢铁产业政策。因为美国钢铁企业大量问中国买钢铁,关税的增加事实上会加大本土公司的运营成本近40%。因此政治家思维和经济解决方案之间还是有潜在的错配的。

远见者、概念制定者、机会搜寻者稀缺

梅亮:您多次提到组织能力的重要意义。什么样的能力是您认为在组织未来发展进程中重要的能力?尤其现在我们知道企业成长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技术与市场不确定性。

谢克·匝若:大量的文献谈论这个话题。但如果你思考我们讨论的是面向未来的竞争之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些愿景和远见,关注那些有能力概念化和描述未来市场的人。这些人可以将未来清晰抽象地描述,并给出企业如何走向未来的见解。这是我们最为需要关注的技能。这种技能事实上也是一种创业能力,因为其意味着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行事。这种能力而后才会转化为其他不同的能力,比如技术能力、市场能力等等的组织能力。我认为在市场成熟以前,成为远见者、概念制定者、机会搜寻者是富有价值的,但却是很稀缺的。

正如我所提到的,能够对未来有准确愿景的人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理解不确定性并能在变化中成长。如果你思考这个问题,就能理解管理教育目前为什么受到大量的冲击。因为在过去,商学院主要教技术、策略等。比如公司如何做金融。但这种教学模式并未启发学生的批判性思考,并未训练学生的分析思维,尤其是针对未来的批判思考和分析思维。你可以说以前有战略计划和战略预见的课程,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注意当我们经历越来越多的危机、混沌、颠覆等,所有的企业运营技术只能帮助企业很小一段时间,但是面向未来的批判性思考和分析性思维确可以帮助企业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说这种能力是稀缺的,许多时候公司真的需要多样化背景的高管团队,他们甚至彼此争辩难以调和。但是当他们得到共识的时候,这对公司应对不确定性是有好处的。然而现实中很多高管团队并不这样运作,他们可能因此错过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机遇。

商学院应强化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

梅亮:您提到商学院的教学,以及管理学大师与学者的作用等。您觉得什么样的教学工作是有用的,商学院面向未来自身应该如何转型,商学院的学者面向未来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谢克·匝若:许多人谈论这个话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其来源于一些争议和批判性思考。你会认为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重视和强化它。我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教我的学生:比如我们如何训练直觉以及分析技能?我发现更多的教授分析技能而非直觉。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此外,我们也会谈论公司到底在做什么。但是重点在于我们需要了解商学院的教授事实上是与商业共同体的实践有一定距离的。商学院教授很少和经理人、投资者、创业者以及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流。他们需要更多的走出去,观察并学习企业实践。我认为商学院的教授需要关注产业走向何处而非产业在何处。我们需要历史经验去了解情境。同时,聚焦未来导向可以强化我们的直觉和创造力,而非仅仅是分析能力。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这通常很难,因为在美国,即使是像我所在的最好的商学院,都做很多的在线教育,老师无法在在线教育的部分教学生关于直觉的培养,只能够教他们如何进行分析。这就促使我思考商学院教学发展方针的问题。但是目前的教学方式,大家还是接受的。

本文责任编辑:张春晏zhangchy@sem.tsinghua.edu.cn

梅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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